南科大45学生拒绝高考支持教改 甘当小白鼠(5)

　　其中便有日后说服朱清时重新出山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

　　此时，62岁的朱清时已卸下中科大校长的重任。他在中科大任校长的10年，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运转，各地高校大兴土木，大搞扩招。

　　圈内圈外热火朝天，他却异常冷静——顶住压力，中科大不建新园区、不圈地、不扩招；

　　“大学像官场”——他甚至反感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在中科大的迎评会上，不见鲜花相迎，讲堂上，供评估人员听课、坐的椅子也不设。

　　即使后来，他到了南科大，要依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安排，“一台电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来”、“学校修房顶的计划一拖再拖”、“一个好朋友想以企业挂名的形式，参与自助南科大”。骨子里，他依然不想让金钱进驻校园。

　　因此，他深获学界的尊重。他直言，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中科大的象征。

　　内心的遗憾，惟有自知，“我刚做校长时，雄心勃勃。想把教学水平提高上去。我在国外很多大学工作、学习过。我认为中科大、国内很多大学，跟国外大学最大差距是教学内容太落后了，所以我派很多人到全世界调研，组织新的教材。但没能成功，因为老师没有积极性。改一门课，使用新的教材，需要他们下很多工夫才行。可掌握新教材，他们既不能发表SCI论文，不能获成果奖，也不能评职称。”

　　他实施过第二项改革，“从全世界引进人才，建一流的教师队伍”。

　　“到校长任满时，我发觉还是不行。在国外，这些引进的人才按国外的规则运行。回到国内，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规则。我认识到，高教搞不上去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

　　2009年，全球遴选密不透风。待知道自己从两百多名候选人中胜出，获得南科大遴选委员会拟选，全票通过时，朱清时当即回绝，压根不见猎头公司代表。

　　“如果这时我去新的大学竞聘校长，中科大的校友同学们作何感想？我宁愿退休后，在书斋里清清静静，也不愿让他们心里受伤。”他坦言。

　　遴选作废，势必重选。两位老朋友刘盛纲、陈国良专程登门劝说：

　　“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清时。在驶往南科大的车上，他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从未放弃过。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这是朱清时在中科大时的名言。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市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

　　他又跳上了“火车”————“我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完全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何况我还有一个希望，这些问题发现了还能想法化解，将来我们就能往前推进，也许真能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

　　“那时，南科大还没有办公室，在外面租下一间。我正式拜访朱清时，一推开门，两人相互对视，自然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讲，直奔办学创新的主题。”丁学良回忆。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三十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微博)人员。45岁当院士，直到50岁回到中科大当领导。我从未有过‘部下’这个概念，相应也就不习惯与下属沟通。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才明白，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这些周围的人，所以讨论不起来。”朱清时向记者袒露自己性格中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