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臣颂君功，亦乐使周室闻之，是以行父请焉。”序说之事实固如朱熹《诗序辨说》所称“皆无可考”，但谓之“凿矣”，则亦过甚其辞。据诗意，此篇系鲁人歌颂鲁君注重牧业，国以富强之作。朱谋玮说：“鲁政多矣，独举考牧一事，军国之所重也。”（《传说汇纂》引）此言能得其实。诗的作者古文经学家说是史克，今文经学家则说是奚斯。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史克作颂，惟见《毛序》，他无可证。三家诗说皆以《鲁颂》为奚斯作，……汉人承用皆属奚斯……，史克见《左传》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尚存，见《国语》，奚斯见闵（湣）公二年（前660），故文公二年《传》已引《閟宫》之诗。不应季孙行父请命于周之前，已有史克先奚斯作颂。”他指出的历史事实固然不错，但从年代上只可断定史克不能作《閟宫》，说此篇《駉》亦非其所作，则缺乏说服力。《毛诗序》之说较有条理，在现有文献不足证伪的情况下，不妨暂从毛说。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喜欢此文的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