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历史有诸多想当然的理解，比如现代历史有一种混乱的自由，因此个人创业较现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投资的天堂，好像人们白手起家即可轻松地发家致富；还比如人们误解前贤即民国人物不善于、不懂得生活，似乎他们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们承认民国人物的精神风貌较当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国人物的生命完善达到什么程度，今人是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的。
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卢作孚出生在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20来岁开始办报，31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32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无钱作罢。
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吗？显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从一个自学成才者获得了语言的能力，他在我们母语——汉语里登堂入室，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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