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音
经过几代学者一个世纪的研究，当初谜一般的西夏文字已经不再是谜。迄今为止，不但文字的识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而且还有一批重要文献得到了公布和翻译，使我们有条件简略地回顾学界对这种文字的研究过程和已有的成果，站在中国文字史的角度看看西夏文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未曾受到关注的知识。
如果要顺利地解读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代文字，过去认为必须预先掌握这种文字和其他已知古文字的对译文献，以及知道这种文字的所属民族和分布地域，以便找出相关的现代语言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参照。人们很难设想有哪一种文字在被错认了所属民族和地域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解读。然而有趣的是，西夏文字的早期研究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文字最初竟然是被当作女真文来解读的，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
北京市北郊的居庸关城内有一座1345年建成的过街塔，塔的券洞内壁用六种文字刻着同样内容的佛教咒语。这六种文字人们已经认识的有五种，即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和汉文。馀下的那种未知的文字长期无人理会，直到1863年，才引起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的注意。当时，他在路过居庸关的时候得到了一部分铭文的拓片，随即开始尝试解读。七年之后，伟烈亚力把成果写成了论文《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文中取那种未知的文字与券洞内壁的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译音对勘，从而正确地认出了七八十个字的读音，并断言那是金代女真文，由此引起了欧洲东方学界的轰动。
外民族向来被中原知识分子视为“蛮夷”而不受关注，外民族的文字最多只能充作金石家猎奇的对象，而无人想到深究其原委，这导致居庸关上的西夏文在清光绪年间被轻率地说成了女真文。大约是考虑到那地方在金代的确处于女真人治下，而西夏全然排除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外了。事实上，当时能够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至少有河南开封的“进士题名碑”，西夏文石刻则有甘肃武威的“凉州护国寺感通碑”，只要拿这两块不同文种的石刻和居庸关的未知文字比对一下，任何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伟烈亚力没有见到那两件石刻的拓片。
伟烈亚力的结论在当时并非无人表示怀疑，但最终彻底纠正这个错误的则是法国学者戴维理亚，他在1898年发表了论文《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其中明确指出居庸关那种未知的文字是西夏文而非伟烈亚力所说的女真文，他采用的方法正是与女真“进士题名碑”和西夏“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的对比。
自从俄国探险队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特别是在里面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对译的杂字体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后，西夏文字的辨识和西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西夏字的音义和一些最关键的语法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伟烈亚力的功绩也是不应被忽略的。在今天看来，他不但是西夏文字解读的开创者，更重要的是向学术界证明了一个此前不被注意的道理——在解读古文字的时候，“知道这种文字使用者所属民族和分布地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只要有两个以上语种的对译文献可用，就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功。当然也不可否认，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只是对个别文字的机械音译或者意译，而不能指望复原那种久已消逝的语言，因为女真语和西夏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试图借助女真语来理解西夏语绝对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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