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冯其庸（1924—2017），名迟，字其庸，江苏无锡前洲镇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先后兼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史,尤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春草集》《逝川集》等二十多部专著，并主编了新校注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词典》等书。
叶君远：冯先生，您的《瓜饭楼丛稿》33卷出版了。这套丛书体大精深，凝聚了您一生的心血，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书名中的“瓜饭楼”，您能解释一下吗？
冯其庸：“瓜饭楼”是我书斋的名字。这个命名，是为了纪念我童年少年一段苦难的经历。我很小就下地干农活了，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好多年一直过着半饥饿的日子，一大半时间是靠南瓜来养活的，所以我的书斋起名“瓜饭楼”。
叶君远：我记起您一幅“南瓜画”上的题诗：“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生活如此困苦，您当年求学也相当不容易吧？
冯其庸：求学不易，不仅仅源于家境艰难，还因为赶上了乱世。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抗战就爆发了，于是失学。1940年起勉强念了三年初中，也是半农半读。但是我特别喜欢读书，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只有一部《三国演义》，就颠来倒去读，读得很多回目都可以背下来。后来又借到金圣叹批的《水浒》，看得津津有味。以后又借到《西厢记》，读了很长时间。下地干活也总带着书，别人休息聊天抽烟，我就看一会书。用这种方式，我陆续读完了《史记精华录》《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古诗源》《东周列国志》《左传》《孟子》等书。有的书当时不全能读懂，读不懂也读。
叶君远：您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出版了二十多部专著，主持创办了人民大学国学院，还是举世公认的红学家，您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冯其庸：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史研究，一个是红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既是出于兴趣，也是工作需要。刚到人大时，课很重，运动也多，白天开会，只能晚上备课、看书，我总要把白天耽误的时间找回来，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几乎总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睡觉，连续十多年如此。当时最重的课是“文学史作品选”，每一篇作品，我一定化解透了才去讲，讲出心得，讲出精彩。《历代文选》就是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成的。至于红学研究，第一是进行了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从著名的微型面塑艺术家曹仪策先生那里借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于是我开始着手一一查实谱上的人物，结果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既有书面文献资料，也有实物文献资料，所有这些史料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曹氏祖籍是在辽阳，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丰润。辽阳我曾去过四次，亲自验看那里发现的三块碑，这些实地调查充分证明了《五庆堂谱》是完全靠得住的。第二是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当时校订《红楼梦》，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本子作为底本，我主张用“庚辰本”，但用这个本子的根据何在？我根据反复研究写出了《论庚辰本》一书，因为材料非常丰富，原本想写一万多字，写着写着，写成了十万多字。还有是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原先何其芳同志提出的“封建的民主思想”说，影响比较大，我不赞成。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大量阅读书籍，搜集资料。1999年，我开始集中精力写作《论红楼梦思想》一书，历时三年完成。我的主要观点是《红楼梦》的思想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的民主思想。
叶君远：冯先生，我感觉您有两个很重的情结，一个是《红楼梦》，另一个是西域。您从虚龄六十四岁到现在，二十年中已经去新疆十次，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抵达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还曾深入大漠，横穿罗布泊。您为什么这样钟情于西域呢？
冯其庸：我从少年时读李颀、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大为惊异。几年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去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所以很早心里就深藏一个愿望：一定要到西域去，追寻这位圣僧的踪迹。1986年终于得到了去新疆的机会，我先调查了天山以北的唐北庭都护府故城，然后回到玄奘西行的路线上来，调查了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到达了库车(古龟兹国，玄奘曾在此居停六十余日)。做学问，不能光坐在书斋里，特别遇到与历史地理相关的问题，更是离不开实地调查。……几年前，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规划，我感到非常英明。中华民族的兴盛，离不开西部的开发。回想汉唐盛世，无不锐意经营西部。现在是到了开发大西部的关键时刻了，作为一名学者，我觉得为这项了不起的事业做点学术调查工作，做点文化调查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叶君远：跟您交谈，我感到您有一颗年轻的心，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对学术和艺术充满强烈的探求欲望。您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您一直坚持践行。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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