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晨报副镌》的编辑孙伏园不出那趟差，也许《阿Q正传》会写得更长。
鲁迅被孙编辑“折磨”了两个多月，有些想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出了趟差，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上发表了“大团圆”一章。等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一个多月了。
其实，阿Q本就是被孙伏园“催生”出来的。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竟然想起来，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说，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已臻化境”：“（孙伏国）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我们从周氏兄弟的随笔中，就可以看到这位孙先生的神情。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候了。”
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最初叫《晨报附镌》，是他请鲁迅起的，结果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改名为《晨报副刊》，“副刊”一词方始确定下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辞条说，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持下，开出一代风气的。
作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一生遭遇过两次停编事件：一次为了鲁迅，一次为了郭沫若。
1924年10月的一天，本已被孙伏园编入《晨报副刊》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他正在生闷气，刘勉己走过来解释，说是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打过去，刘勉己躲过，他还要追着打，最后被同事拦住。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被邵飘萍邀去编《京报副刊》。
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历史剧《屈原》，一些报刊争相要发表，最后应《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请求，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有国民党要员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于是下令撤销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再到三四十年代，报纸副刊的活力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报纸的。
报纸的副刊主要是委托外面的人编的，是著名的作家、学者来编的。当年，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介入北方的报纸，中央大学的教授介入南京的报纸。而且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是把副刊当作报纸的门面来考虑，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现在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副刊水准的下降。”
当年、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多时拥有23种副刊，他曾发表声明：“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加一字，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
孙伏园30多岁就蓄起一大把胡须，时人戏称为“伏老”。1926年，他的散文集《伏园游记》出版，封面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其弟孙伏熙为其画像。出版史研究专家王建辉评价：“颇传神。”
如今，孙伏园在人们记忆中已十分缥缈，一如报纸副刊在人们印象里已十分寡淡。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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