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璞
①在百家争鸣时代，儒只是“一家之言”，因而名为“儒家”。当《论语》被编辑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有一些矛盾之处，表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已有歧见，从而为儒学（1）的派别之争埋下了伏笔。孟子和荀子分别基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解读，对后世儒教与儒学（2）分裂乃至分道扬镳起着直接的肇端作用。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开始，为统治制度提供思想支持的官方儒教与作为传统文化主脉的民间儒学，正式开始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②儒学最早接近宗教意味，是由汉初叔孙通预备，董仲舒建功的。汉武之后儒术得以独尊，向官方靠拢的儒家弟子成了正式的儒士。两汉时期，儒术独尊后的宗教化，使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从而造成了思想僵化，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③儒术纵身跃向统治者怀抱的同时，儒学（3）并未湮没。备受挤压的儒学，甚至从战国秦《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诸家并存的局面中得到启发，借东汉中期道家向道教转化之时，向道教第一部经书《太平经》渗透。《太平经》“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即为民”的思想，与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传承性一望可知；而其“兴国广嗣”之说，实际是儒学（4）孝道学说在民间思想中的真实反映，也因之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
④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儒教先借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地主的儒士地位，后为吸收新鲜血液，又代之以科举制，将庶族地主和其他阶层的知识精英批量转化为儒士。科举制是个里程碑，以之为标志，官方主流的通道得以打开，儒术正式演变为事实上的儒教。
⑤而儒学，在魏晋时期通过与道家的握手而宣示对当权者的不合作，开始推崇“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易所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谶纬之学元素都得到极大的发挥。但玄学是儒不是道，玄学家们所尊敬的最大圣人依然是孔子。
⑥自宋至明，儒教借越来越成熟的科举制进一步巩固了“居高声自远”的地位，与此同时，儒释道的进一步融合成就了新儒学。周敦颐实是二程的老师和朱熹的师祖，读《爱莲说》的人，只要了解这种植物对佛教徒的意义，就不难理解其思想渊源；而其《太极图说》，无疑是对道教吸收之后的产物。邵雍的象数之学，部分源于谶纬，部分代表科技，整体上又是民间儒学智慧的一部分。到了陆九渊，更是极为大胆地向已具神圣意味的“六经”发出挑战，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研究者们往往忽视儒学的另外一脉——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有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更有不阿王安石不附司马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苏轼等。
⑦有宋一代，最能代表儒教的，是二程、朱熹的理学。二程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本质，“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朱熹则进一步提出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程朱认为，理规定着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它同时也是仁义礼智之理，其主要内容即三纲五常。到了明朝，王阳明作为儒教的另一代表，传承的却是陆九渊的儒学一脉，“心即理也”，“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些与禅学“呵佛骂祖”相类的语言，在程朱一派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因而，阳明本人是儒教的代表，那些提倡“赤子之心”的后学，以及再传弟子中的封建叛逆李贽等人，则应归入儒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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