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信念,出现于九世纪,发展于宋代,牢固地植根于所有后来者的心中。但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
要坚持盛唐是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就必须对三个重要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不能将这一时代等同于李白和杜甫,两位被后代读者看成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文学史并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较为谨慎的做法是将天才安置于其基本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
其次是关于时代风格的一般问题。保守的文学史家幻想时代风格是一种完全一致的实体,具有明确的固定年代。另外一些人则不相信任何时代的标志,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诗歌鉴赏的东西。但时代风格是实际存在的;然而,时代风格又是无形的、多侧面的、相互渗透的实体,并不容易界定。它们在分界处体现得最明显:新的观念、有影响的诗人或各种再发现能够在短短几年的过程中引起诗歌的普遍变化。这些分界线是高度渗透的:新风格的起源和旧风格的延续在这里最清晰地显现。大约在715年至725年间初具规模的盛唐诗,显然衍生于初唐风格;同时,这一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正是基于许多初唐诗人对自己时代诗歌的不满。在分界线的另一端,盛唐最后一位主要天才杜甫去世后,盛唐风格仍余音不绝。直到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复古的关注重新兴起,这才真正进入了中唐。但这一分界线决不是绝对的:保守的诗人继续写着王昌龄风格的边塞诗,而激进的革新者在形成新诗歌的同时,仍然盯着李白和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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