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从1927年到1943年秋参加“民主运动”时，对现实满腔热血又备感无奈的闻一多一直埋头书斋，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传统文化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⑵此时的他埋头故纸堆，有意过着避世的生活。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除上课外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他“何妨一下楼呢”，他竟因此得到 “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不过，生逢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没有可能。
⑶早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思想影响的闻一多就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留美回国后，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 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⑷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此时，“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⑸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⑥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这次转移让这些一向待遇优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突然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这些知识分子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于是，社会下层的生活与执政者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真切地暴露在了他的面前。
⑺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⑻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成为一位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翼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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