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于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也激发了他为国解难的愿望。上大学后，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他就拼命学习，很快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
60年代初，有关部门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原子弹研究一步。于是，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意味着自己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但是，于敏欣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开始新的研究。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再加上我们的设备不足，国内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有95％的时间是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的，只留下5％的时间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是，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就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直至获得所需的数据。从1960年到1965年初，在艰难的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爆炸成功后，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一些曾经和于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①。于敏也曾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回去做基础研究。但是，他稍加权衡就放弃了离开九院的想法。他对别人说：“虽然下面还有不少人，但掌握物理设计全面的也就是自己了。在这个时候把任务全交给下面，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正是由于于敏等科学家们的先见之明，中国在禁止地上核试验后，及时转入地下核试验，随即又在全面核禁试前取得了应有的试验数据，使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始终没有受到影响。可以说，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于敏为人谦虚，待人诚恳。他给同事讲东西从来不保留，从来不怕别人超过自己。改革开放后，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他的启迪下，写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写上他的名字请他审阅时，他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抹掉。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目前，88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每遇到难题或重大决策时，就会想到要请“于老爷子”出山，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注] ①九院：第九研究院，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1965年1月，于敏奉命调入此。
相关链接
①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很快对一个事物做出物理判断。这是一项特殊的本领，被简称为“粗估”。这种“粗估”方法被何祚庥院士称为理论研究的灵魂。 （摘自《我所了解的“氢弹之父”于敏 》）
本文标签：氢弹功臣,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