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字以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舒衡哲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935年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他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英雄主义回忆十分不同。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摘编自《徐百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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