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新婚的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到牛津求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先生和钱先生“为国家为家，都十分着急”，1938年回国。钱先生只身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住在被日军包围“孤岛”一样上海的租界里。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创作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当年5月上海解放，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之后便经历了种种斗争，历尽劫难。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
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喜爱。而历经百年沧桑，杨先生的近照却依然如三联书店出的那套《钱钟书集》中夫妇二人的合照一般素雅恬淡
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在1932年春天，丁香、紫藤盛开的清华园古月堂前。刚入读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专业的杨绛虽然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很多当时清华的人都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一个人――钱钟书。
据杨绛回忆，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机智幽默，侃侃而谈。两人一见如故，发现相互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钱钟书与杨绛相爱了，并从此相携走过风风雨雨的一生。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是上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经历了这样的姻缘，杨绛对现代人的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历经风风雨雨后，她仍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
“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走过一个世纪沧桑的杨绛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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