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邻水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不得已辍学，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的教师。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共鸣。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其一便是他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已投身革命多年，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位是他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毕业后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他志趣相投，也通过书信拓宽了他的革命视野。
血气方刚的甘惜分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他团结县城进步青年成立秘密读书会，并在抗战爆发后将其改为抗日移动宣传队，以歌曲、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地方的进步运动。
在熊复的邀请下，甘惜分踏上前往延安的旅程。1938年到达延安后，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很快转到中央马列学院，在政治经济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在23岁的时候，甘惜分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政治教员。
他的命运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我先在《晋绥日报》，然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参与一线的新闻实践。实际上，甘惜分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邹韬奋一样，做一个能带给人巨大鼓舞的新闻记者。1945年，为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甘惜分被调动到军区司令部，负责每天撰写军情报告送到新华社，在前线供稿，这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1946年甘惜分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回到后方后，甘惜分完成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凭借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来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建立起一套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1947年，甘惜分进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感动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事迹，就是甘惜分在这个阶段亲自修改、编发的。短短两年时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主要讲授新闻理论。“我1954年到北大，当时新闻系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摸索。”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甘惜分按往日的经验，在学术圈子里摸爬滚打。“我就是这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的，与他人的争论，也只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学科的规律。”在后来的艰苦环境中，甘惜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学的思考，“只想大事，不想小事”的性格让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
经历了“反右倾”和“十年浩劫”，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叹：“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1980年，64岁的甘惜分果然“站出来”了，他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夜以继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新闻理论基础》的初稿。在这本书的基础上，1986年，甘惜分又创作了《新闻学原理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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