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莹
90年前，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因为父亲聂洗的桂系身份，1929年桂系失势后，聂华苓随家人躲避到汉口的日租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爱呆在家里听父亲母亲讲外面的花花世界，也会溜进门房听听差们讲那些直系、奉系、皖系的军阀，以及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人的故事。
聂华苓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刚考入湖北省立一女中的聂华苓和同学们一起“排山倒海”地参加抗日活动。
1949年，聂华苓拖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冒着台风到达台北，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她加入雷震和胡适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以本名写散文和小说，并受到雷震的赏识，成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
那时的台湾文坛，反共八股盛行，聂华苓却偏偏关注政治框架以外的纯文学作品。在她的主持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柏杨的小说、余光中的诗，一篇一篇在《自由中国》发表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命运的捉弄却并未消停——1960年，言论开放的《自由中国》遭国民党当局封闭，聂华苓的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生命的曙光出现了。这道光，便是安格尔。这个著名的美国诗人，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
1964年，聂华苓接受安格尔的邀请，从台湾来到爱荷华。3年后，国际写作计划诞生。1971年，他们结婚，把家安在爱荷华河边的小山上，取名红楼。聂华苓的流浪至此才真正结束，而安格尔和国际写作计划，成了她后半生的生活重心。
一次泛舟爱荷华河的时候，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聂华苓突然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你这个想法有点疯狂！”安格尔说。“你试试吧！”面对聂华苓的坚持，两人又聊了许久，安格尔最终承认：“倒是个有趣的想法。”
就这样，从196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外国优秀作家受邀来到国际写作计划。“交流时间起初是半个学年，后来出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为3个月，人数渐渐变少，但越来越精。在爱荷华，作家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写作、讨论、参观、旅行。”至于每位作家几千美元的经费，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甚至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1988年，聂华苓和安格尔退休。1991年，他们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那年3月，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领奖，可安格尔倒在了芝加哥机场，再没有回来。
没有安格尔的日子，聂华苓不再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但仍会将到访的中国作家请到红楼喝茶，或到外面共进晚餐，与他们聊文学、中国，还有人生百态。“我用中文写作，却和中国离得很远。这个距离，让我对人对事都更客观，这在邀请作家时很有必要。但作家的生活不需要这种距离。作家就应该近距离地感受生活，然后将这种感受写入作品。”聂华苓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很难将某个时代的作家与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但成长的土壤对作品有很大影响，“大陆作品有本土气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其中；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属于岛屿文学；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中文作品多半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在那里。”
聂华苓自己的根，深深扎于大陆，在台湾长出了挺拔的枝干，最终将生命的枝叶散开在爱荷华。她已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安格尔的墓碑上。那块黑亮的大理石碑的背面，刻着安格尔的一句话：“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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