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造桥史上从没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横跨中国山河的钢铁大桥皆由西方人建造。直至造桥大师茅以升踏入桥梁工地以后，才改写了这个历史。
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早就立志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建功立业，1920年，获得加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后，他就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这都没有阻止他回归的脚步。回国后，茅以升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曾任五校教授，两校校长。他断续执教三十余年，开创了“学生考先生”式教学方法，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式教育。他是我国工科教育的奠基人。
1933年3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习，接受了筹建钱塘江大桥任务。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珍恶之江，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一一办不到”的谚语，外国人预言此处不可能建桥，但茅以升对祖国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于是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并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
茅以升足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设计大桥时，日本侵略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他们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大桥沉箱下沉时，基础工程与桥墩工程并进，江中进行桥墩工程时，岸上进行钢梁装配工程。有两个相邻桥墩完工时，岸上整个装配好的钢梁，即刻用船承载浮运。利用潮水涨落，安装上桥墩，形成一个高效的‘生产线”。
大桥开工于1934年，为使桥基稳固，木桩需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解决了打桩难题，江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架设钢梁时，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胀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作为教育家的茅以升还把工地变成了一所临时大学，指导许多工程技术人负在实践中学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以后中国的桥梁事业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注定“生不逢时’。1937年8月13 日，松沪会战爆发，9月26 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铁路桥率先通车。通车当日，大批军火物资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以后两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的送往上海。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俯背受敌，茅以升疾呼：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份胜利的希望。正是茅以升的这种炽热爱国情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桥梁界一面旗帜。
淞户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不保，大桥等于为日本人造，安放炸药的那一天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11月17日，钱墉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茅以升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一天。23日，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桥。这座承载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大桥仅存了89天。当天晚上，茅以升写下了八个字，“杭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肚利以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主持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党对他的信任远非旧社会可以比拟。他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国家，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居留国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报国有门”的召唤，为大洋彼岸的炎黄子孙架起了建国之桥。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当选为副主席，他认为科普工作可以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他以《桥话》为媒介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大办科技报，通过科技报，通过科技报把科学知识送给劳动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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