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砚诞生之日起，它的首要作用就是研磨发墨。一方砚，最关键的是实用。否则“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再美的纹饰，假如失去使用的功能，也毫无意义。砚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隋唐。当时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变得更细致。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南唐后主李煜曾赞“歙砚甲天下”。唐代砚形也多为箕形砚，是根据生活中的簸箕而发明的，实用性强，墨堂前低后翘，砚形前窄后宽。
隋唐之后，砚的作用超出了文具范畴，砚台从一种工具演变成文人墨客争先珍藏的艺术品。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藏砚大家。他曾专门召集大臣，研究怎样改良纸张和制砚，还封了历史上第一个现在还可以查见姓名的“砚务官”。
到了北宋，已经达到了“无砚不文人”的境界。宋代砚文化的再一次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当时采取的重文抑武施政方针。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当时，砚开始按做派进一步分为匠人砚和文人砚。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创意稍逊，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文士做的砚台为自己的创意，因此雕饰虽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文人爱砚，大文豪苏东坡可谓藏砚、赏砚的领军人物。纵观苏东坡一生，写就的砚铭有近30首，几乎占了他全部铭文的一半，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我生无田食破砚”，足见其爱砚之深。这种对文物的痴念，是只有太平文人才会有的。时至靖康之变后，面对山河离乱，文人砚开始寄托爱国报国之铮铮豪情。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
世人皆言，“文人砚发端于宋，兴于明清。”明清时，砚制虽基本承沿宋习，但受社会风尚市井民俗化趋势的影响，分岔路而行：一条是题材多样、工艺自由的世俗化路线；另一条便是文人砚更趋成熟，如自然随形砚开始出现，线条追求含蓄和意味，书画及文学的成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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