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陶孟和21岁赴英国求学，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留学期间，受韦伯与萧伯纳等人影响，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作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二十七岁。
1926年2月，陶孟和组建社会调查所，任所长，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了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等十多类科目，在学术上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社会调查所还创办了《社会科学杂志》，这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
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连续不断，社会 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抗战期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仍然取得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
新中国成立后，陶孟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尽管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朝气蓬勃，但仍然力图在科研事业上有所贡献。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当做伪科学，社会研究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取缔。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面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尽风雨坎坷始终由陶氏掌舵达二十六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指导方针的科研机构，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个在社会学界颇负盛名的重量级学者，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
陶孟和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内心悲郁愤懑，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仍有屈原“恩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
整风初始，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的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关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许多所谓的科学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声嘶力竭地大加鞭挞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又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他一张口就令众人大吃一惊。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脸色铁青地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氏这次伟大而冒险的发言。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怀郁闷孤寂之情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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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孟和（1888～1960），著名社会学家，一个将“社会”变成了“学”的人，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兴起的开拓者，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二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②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陶孟和身边一直无亲人。女儿陶维正、陶维大远在美国，儿子陶渝生是大连石油所（后改称化学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从未要求予以照顾调来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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