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绣惠镇西关村，15岁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与学友赵佑贞、徐云甫等组建了“乐群书社”和“玫瑰花诗社”，并投书章太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在校赋诗、撰文，斗争宗旨为反清灭洋。18岁那年，高亦吾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还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斗檄文《伊奴出关》。高亦吾的文章及极富影响力的言行，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山的惊恐，他亲笔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闻讯后，高亦吾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东北。章丘县衙接到逮捕令后，立即派人到西关高家进行严密的搜查，未见其人，便将其霜染鬓发的母亲投监入狱，施刑后又锁进铁牢。
高亦吾辗转漂泊半月，经友人介绍，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他初识了入校新生周恩来，见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课下便常向他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还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高先生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星期天，还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协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周恩来时时处处受到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师生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就读。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寓意深远；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先生辞校赴京到赵伊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高先生警觉地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久便被捕入狱，高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奋力投入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
岁月如流，人世沧桑。高先生重返济南后，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识渊博，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其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到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出于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1941年春节刚过，高先生突患脑膜炎，遂还故乡。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爱子高肇甫：“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和周恩来取得联系，让他指引前程！”2月5日子夜时分，这位深受社会尊重的民主革命战士、一代师表与世长辞，终年60岁。
1947年4月的一天下午，章丘警察局局长带领部下闯入高先生家中，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其妻子及儿媳逮捕入狱并抄家封门，二人在牢中受尽酷刑。1949年7月，高肇甫遵照父亲遗嘱给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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