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平
历史上称得上布衣鸿儒的很多。可要说到当今，季羡林则最为典型。把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怎么就那样的自然而准确，合适而贴切。
我因编辑《朱自清全集》，曾多次去季老家中拜访。记得第一次去见季老时，原本想，季老六岁即离开贫穷的农村老家，来到了家境较好的济南叔叔家，一直在城里读小学中学，并一举考上清华，后又留学德国十年，再回到北大当教授几十年。想象他至少也应该是一个有点洋派、生活上颇有讲究的老知识分子。没成想眼前的季老却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老人：穿一身蓝卡其布的中山装，一双圆口的布鞋，脸上呈现出乡下老农才有的那种真诚甚至有点谦恭的微笑，即之也温，观之也诚。进入家中，就是个饭厅。一张老式八仙桌，桌上还放着早餐刚用过的豆腐乳、酱菜、花生米几个小盘。显眼处，还挂着一个过一天撕一页的老式农历。真让人怀疑，这就是季老的家。可当来到季老的书房时，你就不会再有一点点这样的疑惑。那偌大的房间，除了窄窄的过道，就是满书架的书，比图书馆的图书还排得紧密。没有去数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书架，反正满满当当地摆着，只留了窗口一点地方，挤挤挨挨地放下一张写字桌，桌上一盏台灯，旁边则是横七竖八地摆着各种图书、杂志和报纸。正是这盏灯，每天清晨3点就亮起，被人称之为北大校园里每天迎来曙光的第一盏灯……
翻开季老的散文和他的自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人生追求历程。那坚忍不拔、刻苦勤奋、“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伴随着他走过一生。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有的人写季羡林从小就胸怀大志，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其实，少年时期度过贫困生活的季老，并没有什么大志。季老曾说过，“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向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而最原始的动力和最大的愿望，就是“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即使到了晚年，他在自己老年“座右铭”中，也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改为“志在十里”。六岁前的贫苦生活虽然在他人生的历程中是很短暂的，可这却为他以后的人生留下深深的烙印，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应该是他“布衣品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形成季老“布衣品格”的另一因素则是他的恩师陈寅恪教授。恩师不仅对他的专业道路，学风、学术研究和考证方法进行引导，更对他人格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时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实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季老的“布衣鸿儒”精神之所以打动人，就在于他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看待别人。待人处事从不看自己的需求和别人地位的高低，更不会因自己地位的提高而对别人趾高气昂。他总是那样亲切和善。季老上世纪八十年代谢绝当中科院副院长；九十年代，有人推荐他当中国作协主席，他立刻声明，“叫我教授，我脸不红；叫我作家，我脸会红，因为我只能算是作家票友，哪有资格当作家主席。”特别是到了新世纪，季老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对此，季老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项“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下过死功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称‘大师’！”季老与当年清华同学胡乔木的交往也让人称颂。胡乔木在清华曾劝季老投身革命，后来他当了毛主席秘书，再后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的友情却有增无减，不仅主动写信和季老联系，还多次去北大季老家中看望。可季老虽然内心炽热，却始终不去回访，“绝少主动和他接近”。胡乔木逝世后，季老撰文《怀念乔木》，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老说，在乔木生前，刻意回避；在乔木去后，却不胜怀念。应该说季老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相反，当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老可以被报到的新生误认为是校工，花许久时间帮他照看行李；季老可以与掏粪工人魏林海结成忘年之交，还热情地为他的画展题词。正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所说：“……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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