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为法，以乐治国，在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依现代观念，能用来治国者须具国家强制力，而音乐只属娱乐人、教育人、感化人的艺术门类。然而，中国古代的四大“法”——礼、乐、政、刑，它们都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都是治国工具。《礼记》中对这四种“工具”分工讲得极为清楚：“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把“礼乐”置于优先位置，把“刑”放在最末位，正是儒家重礼乐、“德主刑辅”、“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思想的集中体现。《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王，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成王”。《礼记·明堂位》也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颂度量而天下服。”这两种记载清楚表明，周公用以治国的根本大法，首要工具只是礼与乐。
以乐治国即为乐治。具体讲，乐治是指用“良乐”作用于人，使人心理发生良性的变化，从而促使人们行为规范、有序、和谐；使天、地、人合为一体，达到安人宁国，顺应自然的境界。
《史记》中曾对乐治原理有精辟论述：“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作，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于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于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之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为什么音乐对人的影响这么大？现代脑神经学早已解开音乐之所以神奇的奥秘。在人类脑神经中，听觉神经成熟最早且起着主导作用。原来，是大自然先天赋予人类听觉神经以优先、特殊地位。大自然似乎要让音乐主宰人类的精神和行为。
乐治之外的其他治国方式比如法治，它是以“身外之物”强加于人，强制人们遵守某种规范。音乐则是常人喜闻乐见、发乎内心、自觉追求的。乐治是通过奏乐、唱乐、享受乐、推行乐制实现的。在这些看似娱乐的活动中，人们不知不觉被化作规范之人。法律不是万能的，乐与国家兴衰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史表明凡重礼乐之治的王朝总能长久治安，如周、汉、唐，而重法治的王朝都速亡，如秦、三国。
法治实际上是不完善社会不得已使用的工具，未来理想的社会将是新型礼乐大放异彩之时。当然，现时的世界，仍需要以法律为杠杆去治理，“乐”或许是治世的绝佳辅助工具。实际上，中国已经正在复兴着乐及乐治，“礼乐之邦”也正在复活。我们在重法、提倡法治的同时，应给乐及乐治重要的地位，使其尽量发挥作用。
1．下面对“乐治”的理解，最不准确的一项是（ ）
A．在中国古代，乐治同礼、政、刑一样，都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治国工具。
B．《礼记·乐记》认为礼、乐、政、刑几种治国方式各有作用于民的渠道，但是它们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用来统一百姓的思想，走上治国正道，实现国家的安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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