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邹鲁之风 阅读答案

孟子与邹鲁之风
王志民
　　孟子为战国时期邹国人，邹与鲁毗邻，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根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考定：邹，也做邾，邾娄，是一个东夷土著的小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其为炎帝神农氏的苗裔，与黄帝后裔的鲁是两支不同文化。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僖公之母称，“邾灭须句”为“蛮夷猾（乱）夏”，是“周祸”。次年，鲁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则是“礼也”。可见在鲁人看来邹实为文化上的“异类”。细检《孟子》及以前的文献，都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这反映出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表现为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这说明：在孟子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这应与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密不可分；“邹鲁之风”是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的，充分展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邹鲁”并称，邹在鲁前，这反映出邹文化在邹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力。
　　鲁国本为周公封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之地。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故乡鲁国，成为儒家发源地和孔门弟子及后学聚居讲学之所。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又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其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极崇拜孔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的培育和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然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邹国度过，从孟母三迁教子到成年后“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邹文化的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他思想的形成应该也与邹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现有历史文献考察，我认为其主体思想“仁政”的形成，与邹国文化传统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之邹，附庸鲁国，国小力薄，但在文化上却渊源有自，丰富深厚。其为东夷土著，始终保持了夷人的文化传统。《说文解字》：“夷俗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风俗通》：“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由于资料缺乏，邹国是否一直沿袭这样一种“仁”俗，难于详考，但《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邹穆公在与鲁国冲突失败后，不忍处置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贾谊《新书·春秋》也记载了邹穆公仁政的具体举措：“无淫僻之事,无骄燕之行……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致使“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穆公死后，“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刘向《新序·刺奢》则记载，邹穆公说粮食本来就是老百姓辛苦种出的，作为国君，“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从邹穆公的作为看，邹国应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邹国以弱小之国，安然存在于大国争雄间，与他们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有直接关系。在《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但“仁政”二字却从未出现，论国君如何行仁政的话语也不多见。孟子久居邹国，“聚徒讲学”，出仕为官，四十余岁方才出邹，游齐、适梁、访滕、过薛，大谈仁政理想与治国之术，邹文化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