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揭阳一模语文试题及答案【word版】(3)

母亲的刻苦，母亲的为人，方圆百里有口皆碑，如今她年过八旬，又是种菜又是栽花，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这一次，她就是给邻居送丝瓜的路上，被一条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的。
我一直以为，婚姻就是一根纤绳，把夫妻二人拴在一起。或者说它拴在“当家的”身上，拖着的是“家庭”这只船，虽然也有“荡悠悠”的风光，但更多的却是责任，是奋力“背纤”。
①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男人背的纤。
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他天赋极好，填词作曲、吹拉弹唱都行。当年的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抗日救亡啊，解放战争啊，他用音乐来冲锋陷阵，奔波在白色恐怖的敌后。那些年，母亲总是提心吊胆，一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最温馨的记忆，要算我6岁那年的春天。刚刚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完柳市小学的父亲，踩着那架咕哒咕哒的旧风琴，教我唱“解放区的天”，母亲则在一旁，很幸福地看着。可谁又能料想得到，余音绕梁词犹新，父亲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那一年，他还不满29岁。
父亲的纤绳戛然而断，我们家顿时就橹折舵裂。母亲义无反顾地拾起断绳，用女人柔弱的肩，背起了全家九口的纤绳，开始了艰苦跋涉。父亲的冤案长达31年，这31年，多少风浪，多少险滩，母亲的船没有沉没，没有触礁，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把父亲、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一个个送到安全的岸上。
如今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目紧闭，知觉全无，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她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衰弱，几茎枯槁的白发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②床边不缺人。子孙、亲戚、友人、学生，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使得单人病房像过节似的热闹。寸步不离守候着的是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镇静，非常安宁，那是种大彻大悟的宁静。我知道，母亲如果永远睡着，父亲将重新背起纤绳，牵着母亲双双走向永恒。
父亲一边抚着母亲那只因扎针而淤血的胳膊，一边贴近她的耳边，呼唤着：阿莲，醒醒，阿丹来了。
母亲没有反应。
父亲已经呼唤了半个月了，母亲仍旧浑浑沌沌。父亲不气馁，他说，阿莲，我们唱歌。母亲当然不会唱，父亲独自哼了起来，《小白杨》、《为了谁》、《回娘家》，一曲又一曲。
我忽然觉得，纤绳已变成一根拔河的绳子，站在这一边的是我的父亲，而那一边的却是威力无边的死神。
时间在父亲的歌声中缓缓流淌。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外面突然鼓乐大作，原来是医院墙外的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喇叭啊，锁呐啊，张扬着疯狂的《纤夫的爱》。爸对妈说：阿莲，我们也唱《纤夫的爱》。墙外的音乐如火荼，爸爸合着节拍唱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奇迹出现了：妈妈那条刚刚挂好大针的手一动，又一动，然后，那胳膊便伸出了被窝，跟着音乐的节奏，缓缓摆动。妈的嘴也开始翕动，幅度极小，没有声音，父亲凑近了她，听着，听着，身子一挺，兴奋地说：醒了，你妈她醒过来了，她在唱歌呢。
　　这场拔河比赛，父亲赢了。
　　两位耄耋老人，两颗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唱着，把一首轻佻的歌，唱出生死悲壮，唱出地久天长。
                                        （选自钱国丹散文集《踏歌的麻雀》）
16．文中两处划线的句子对人物的塑造各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回答。（4分）
①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男人背的纤。

②床边不缺人。

17．文中“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请结合文本说明。（5分）
18．文章以“永远的纤绳”为题目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分析。（6分）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9-21小题。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陈平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由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黄种文明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 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辜氏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中国人“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只是将这种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更重要的是源于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