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鲁迅的没世不渝的友谊（节选）阅读答案

蔡元培对鲁迅的没世不渝的友谊（节选）
张家康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当日，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告诉蔡元培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他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往事。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说蔡元培对鲁迅“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以有所蔽焉尔。”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蔡元培一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惟有这一次没有“兼容”苏雪林的观点，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他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接着下来的便是书稿的审定，而鲁迅书稿要想顺利通过当权者的审查，那还真是件困难的事。鲁迅老友许寿裳为此很着急，给蔡元培去信求助。蔡元培立即致函于其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要求邵秉持公正。邵力子亲为审查，很快通过，准以出版。
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欣然应允。但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他感觉自己对鲁迅的文章尚欠深入了解。他给许寿裳去信说：
“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敬佩鲁迅先生，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这才为《鲁迅全集》写了序。他在序文中说：“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1925年至1936年中……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他还称赞道，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他又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然而，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里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目的是） 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