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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