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兆远 李建斌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为搜集史料，李尚师走遍了晋国古地，晋侯墓地、陶寺遗址、尧都、天马—曲村遗址、晋献侯墓的车马坑、晋国铸铜遗址、侯马盟书出土遗址、牛村晋国宫殿遗址等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李尚师千方百计地参加各种研讨会，与史学界的朋友交流信息，追踪最新研究成果。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感慨地说：“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理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理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谈及此，李尚师说，修史之人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独立之思想，敢于突破禁区，超越前人。
2011年，李尚师开始编撰《治国方略史鉴》。他俯瞰五千年漫漫长史，在揭开一层层面纱后发现，源远流长的儒家，提倡“德治”“仁政”“中庸”，使国家和谐，社会安定，然而其以宗法制为核心，讲等级，守旧保守，不易于社会变革，造成社会进步缓慢。法家崇尚法治，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规范有序的社会。其缺点是，由于手段强硬，滥用之，则容易激化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动乱。
在《治国方略史鉴》中，李尚师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脉络：尧舜时期始创“明刑弼教”“德主刑辅”，于孔、孟时期发展成熟；与此同时，法家学派在晋国孕育、发展，然后儒、法思想通过晋人卜子夏在晋(魏)发生碰撞、融合，并形成了“儒法兼容”思想。战国末期，荀况在“儒法兼容”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的“礼制”与法家的“法治”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思想，转变形成历时两千年的治国思想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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