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冯友兰）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
像父亲那样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档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父亲久病后，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决不甘心。
父亲那一代人责任感太强了。他们无暇逍遥。其实父亲心底是赞成孔子“吾与点也”那一句话的。曾点说，他的愿望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父亲是欣赏这种境界的。
四十年代，常有人请父亲写字，父亲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有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这两首诗，父亲写过几十幅。父亲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粉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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