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被推崇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引起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将巴金推向神坛，反而遮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价值。
实际上，巴金自身同样处于遮蔽之中。这种遮蔽，使我们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认识巴金。当然，这种遮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诸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在很长时期内，被彻底排除在主流言说体系之外，而巴金，似乎比他们幸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停止过传播。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被传播的巴金，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编辑和修饰的巴金，而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了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变化，它们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他对作家职业的选择，也归因于安那其主义者相信在社会革命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将个人从强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类本能的社会性。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他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此外，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这些“遗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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