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十五岁的朱光潜升入当时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学。当时桐城中学用的古文课本主要是桐城派作家姚鼐编写的《古文辞类纂》，这部著名的古文总集以“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为主干，上溯战国、秦汉、魏晋之文，下逮归有光、方苞、刘大櫆之作，其包罗之广、分类之当、鉴别之严、品评之精，颇得广泛好评。朱光潜熟读和背诵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散文名篇，得到了极大的收获，他的整个身心受到了传统文化甘霖的深深滋润。在桐城中学，朱光潜还对中国古典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名叫潘季野，酷爱古代诗歌，尤其对宋诗有很深的修养。他在教学中发现朱光潜勤奋好学，对语言文字的奥妙异常敏感，便注意加以悉心培养。他不分课内课外，指导朱光潜诵读《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唐宋诗醇》、《宋百家诗存》等诗集选本，使其概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大体状貌、各代诗歌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承袭流变关系。
朱光潜攻读历代诗歌后，虽然觉得各有其佳妙之处，却颇看重魏晋人的作品，尤其钟爱阮籍和陶潜的诗篇。他一生最推崇的诗人是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体现了中国文人和中国诗歌的至高境界。“陶渊明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朱光潜《陶渊明》）爱好和钻研古代诗歌，对于后来走上文学和美学研究道路的朱光潜来说，可谓终身受用。因为依朱光潜看，诗是用最精炼的语言表现最精炼的情思，是最能体现文学特征的文学体裁。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如果对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等的佳妙处，难免总有些隔膜，因为故事在一流小说家和戏剧家的作品中，多半像枯树枝干搭成的花架，用处全在托起那绚丽灿烂、生气蓬勃的红花绿叶——小说、戏剧中的诗。朱光潜通过钻研诗歌，领悟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种种佳妙之处，更培养起一种典雅纯正的文学趣味，这种趣味很大程度也来自于潘季野的熏陶，以至于朱光潜在八十三岁高龄写自传时，还特别提出潘季野是他当时“得益最多的国文老师”。
桐城中学毕业后，朱光潜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然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的教员水平之差，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最突出者为系主任姚明辉，其学问杂而不纯，却自命不凡，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自居，编著的书上多署名为“太平洋人”，讲课时穿凿附会，常常离奇的惊人。愤慨之下，朱光潜曾写信到教育部告状，投出的信却如泥牛入海，一年不到他就想离开学校。遇到这样的老师当然是极大的不幸，但朱光潜悟出了一个值得一辈子记取的教训：做学问和教书都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任何花拳绣腿、瞒言骗语，都既是“自欺”，又是“欺人”。当然，他在武昌也收获颇丰。他“规规矩矩”地把段玉裁《许氏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圈点一遍，大略窥探了中国文字学门径，提高了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训诂考据的能力。同时，朱光潜发现世间竟然有那么多的书，并享受着读书的自由。年迈以后，与友人谈起当年的武昌，朱光潜对江边横街的旧书肆仍满怀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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