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我原本就是一介书生(2)

 

教师应是思想者

■程红兵

检讨这些年来的从教生涯，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无论怎样，思想不能缺席，教育需要价值思想。

思想是一根香烟，是一杯浓茶，是一杯咖啡，是一支雪茄，是一个教学行为，是一本教科书，是黑板上的板书，是一次暑假作业。但一根香烟不是思想，一杯浓茶不是思想，一杯咖啡不是思想，一个教学行为不是思想，一本教科书不是思想，黑板上的板书不是思想，一次暑假作业不是思想。

思想是什么？思想是形而上的，思想关乎价值，思想是附着于外物、附着于行为的内在的关乎价值、形而上的东西。思想从终极上思考：外物为谁而存在？行为为谁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而做？

教育也罢，语文教学也罢，都要有思想，教育就是文化的传承，语文教学就是语言的习得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抽去了思想，我们还有文化吗？但是我们有思想吗？我们似乎有思想，教育以学生发展为本，是思想，但又不是思想，当这句话蕴含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物当中，蕴含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行为中，它就是教育思想；当这句话成为一种标语口号、成为一种标签，随处张贴、随时呼喊，那它就不是思想。

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不断地进行技术操作层面的变化，一期课改我们说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二期课改我们说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为谁而改，我们为什么改？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是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取而代之的理由何在？其生存的条件是什么？语文教科书原本是以体裁组元的，现在改为题材组元，原本是课文与思考练习合在一起的，现在拆分为二。对此，我们同样要问：为谁而改？是为教师而改，还是为学生而改？是为知识而改，还是为改而改？为什么而改？改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课文有的有思想，有的未必有思想。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有思想，何为最美？朴素最美。为什么朴素最美？朴素的背后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这里蕴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

任何改革的背后都有理性，有的是工具理性，有的是价值理性。

任何教育行为背后都有理性，或者是工具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

思想的缺席，是最可怕的缺席，思想的缺席是灵魂的缺席，我们太多地沉浸在热潮中。一种热潮来了，往往就是思想的缺席，因为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种热情，从众固然不孤独，但是没有了自己，没有了思想。我们都在大家的、时尚的思潮中淹没了自我的个性。

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这是我们话语能力丧失的一个显现。我们习惯于跟风走，我们喜欢讲模式，讲网络技术，讲教学方法，讲研究性学习，讲课程。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技术，关注操作。于是思想的缺席便自然而然了。

我有一个直觉，语文教学以前是教学论的附庸，现在是课程论的附庸，以前的话语系统是教学论的话语系统，现在又是课程论的话语系统。语文教学这门学科始终没有独立性，也不知何时能够独立。

思想的缺席，使我们发育不良。缺乏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使我们的群体发育不良。在语文的圈子里，我们很少听到充满哲学意味的思想话语。

（本文摘自《从“被教师”到名校长——一个特级教师的成长故事》，程红兵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对话名师

上一两堂好课不难，难的是不断上出好课；发表一两篇文章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学习、思考。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区别在于韧性、在于坚持。

名师贵在坚持读书和思考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教学不能被简化为技术

记者：很多名家都提倡教师阅读哲学和教育哲学之类的书，这类书对普通青年教师到底有多大作用？如何才能让这类书籍真正内化到教师的教育教学中？

程红兵：教育哲学还是应该读一些的，原因在于，教育哲学能帮助教师思考教育的本源性问题，帮助教师回到教育的原点来思考教育。

当下的课程改革有一种技术化倾向，教育教学多沉浸在技术层面上，教师更多地热衷于讨论教学的技术问题，如同课异构、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教学模式等。这些东西固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只关注这些而不考虑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导致课程改革流于形式，浅表化，简单化，深入不下去。课程在文化层面上没有多少变化，依然是比较保守、封闭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缺钙”。

美国学者阿莱克斯·斯坦迪什认为，教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需要教学理论、哲学、文化的支撑。如果教师对教育理论、儿童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历史以及学科知识没有掌握，他们是不应该教学的。这些对于一个师范生理解他的角色、形成自己的教学理念、成为一个合格教师是非常关键的。诗人纪伯伦有句诗说得好：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以为教师也好，校长也罢，应该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教育的价值取向、文化旨归、哲学意义以及终极目标，这些最终将决定教师教学行为，决定我们的教育话语、教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