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最后一组散文发表于2013年10月15日，题目叫《忆孩时》。这一年她突然想到：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人，现在大概只有她一个了吧？
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见过五四运动现场的人了。而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更丰富厚实。
但在最初，还没有“杨绛”这个笔名的时候，籍贯江苏无锡的北京小妞杨季康是一个再新潮①不过的女性。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女孩，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本，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装睡偷看修女嬷嬷头上戴几顶帽子。
长大后，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
她始终与旧式妇女的柔顺挨不着边。上海沦陷时，杨绛经济困顿。但她宁愿当个代课的小学老师，也不愿应恩师的邀请去当中学校长。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点终身未改。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钟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手边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在日据时，她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不相信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会被暴力毁于一旦。在杨绛笔下，许多被视为“祸端”的年轻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挟的“披着狼皮的羊”。她甚至在散文中感激这些“羊”替他们老夫妇打掩护，帮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
当一个更热闹的时代来到杨绛身边时，满世界年轻人已经很少再能辨识出她的“新潮”②了。
钱钟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就算到了100岁以后，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书的习惯。有的书上还留着钱钟书曾经的折角、圈的点、画的勾，她跟着一一细读。
102岁那年，杨绛读着一本满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时，爸爸牵着她的手，让她对客厅里一位说常州话的客人行个鞠躬礼，喊一声“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诉钟书，自己曾见过这位作者。
读书，思考，写作，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辈子只做了那么一点事。一辈子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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